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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恩师于漪
发布日期:2015年11月26日    点击次数:     作者:陈嘉莉    来源: 本站原创
 

上海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离不开教育工作者的开拓与创新。“教师博雅”特别邀请上海市教委教研室原主任、上海市教师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教授、作家王厥轩,推出“厥轩素描”栏目,将他数十年积累的对于教育战线先进典型人物的观察与描写呈现在大家面前。

王厥轩笔下的教育人物当中既有专家、校长、教师等一线教育人,也有对上海教育改革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教育家和领导者,让我们跟随作者细腻的笔触共同走进他们,感悟教育人生的平凡与伟大。

我的恩师于漪

文 | 王厥轩

我从1963年做于老师的学生,至今已经整整52年了。这52年中,于老师是给我影响最深刻的一位恩师。对我的思想、人生观、价值观、名利观乃至整个心灵和人生态度,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2002 年大年初二,我带了妻子和儿子去给于老师拜年。从1963年到现在,年年如此,没有间断过。于老师的爱人黄老师给我讲了于家兄弟姐妹五人的事情。这于家五 人,都曾在镇江中学就学。据说,在镇江中学一百多年的历史上,最引以自豪的两家,于家是其中之一。黄老师说,他们兄弟姐妹五人中,于漪是老大(大弟于渤, 浙江大学毕业,我国能源电工工程的权威;二弟于氵光 ,曾任北大副校长,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三弟于渌,搞理论物理,中科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小妹于涟,浙江省科委副主任)。黄老师说,这兄弟姐妹五人中,有三位是高官,但真正对社会作出突出贡献的,是于漪和小弟于渌,他们两位是大师。

于老师是怎样从一位普通的教师,经过长期的修炼、锲而不舍的追求,最后登堂入室、成为一位大师的呢?

一、把握驾驭课堂的主宰

于老师就学于复旦。最早学的是教育学,后改学历史。毕业后听从党的召唤,又改教语文。为了练好基本功,于老师下过很大的功夫。每天清晨5点,她在庭院里背语文,使每篇课文了然于胸.每晚,她啃着从图书馆搬来的一本本参考书,语法、修辞、逻辑,虽是酸果,啃下之后留有甘味。教育学、心理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块块“砖头”她啃下了。于老师还广泛涉猎天文、地理、科技、戏剧等。在平时,老师总是挤时间学。上下班路上候车的间歇,去市里开会休息的片刻,她都用上了。即 使在看戏之时,老师也不忘她的语文。看京剧《三岔口》,舞台上演员没唱,就凭着动作和眼神变化,使观众相信,这是一场摸黑的打斗。看着看着,老师想到了课 堂:如果在教学中运用声、色、形体,调动电影、戏剧、美术等手段,学生一定会情趣盎然。“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于老师以锲而不舍的精神,一 步一步向语文教学的博大殿堂迈去。于老师现在下笔成文、出口成章,与青年时打下扎实的基本功是分不开的。

于 老师的课,真的是非常精彩。两分钟预备铃响了,她在门口一站,我们54位学生,像迎接节日一样,盼着老师的到来。她的课文导入,往往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 中,极富创意。她的板书,简明扼要,往往能把整篇课文的灵魂串连起来。老师善于剪裁,一篇课文,何处是经络,何处是骨骼,非常清晰。她讲课时,旁征博引, 信手拈来。老师的教态娴雅和悦,生动准确的语言,华美而深刻,渗透着思想;清晰严密的思路,像山涧流水,清新、流畅、潺潺流入学生的心田,把学生引领到一个令人神往的世界。在这美妙的世界里,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青年学生,胸中升腾起对理想、信仰和未来不倦的追求。

说出来许多人会不相信,我们五十几年前学的语文,至今印象深刻。老师讲的《小石潭记》、《白杨礼赞》,至今还能背诵;郭沫若的《长江大桥》,气势恢宏,一泻千里,其板书至今还能写出;《过秦论》的争论,钱建中怎么讲,于培明怎么讲,陆鑫华怎么讲,于老师怎么讲,至今还能复述出来;老师讲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一连用了18个“死”,气势澎湃,荡气回肠,老师眼中含着泪水,仿佛就在眼前。同样的《海燕》,老师讲高尔基的《海燕》激昂高亢,催人整装待发;讲郑振铎的《海燕》低回吟唱,乡思乡愁,缭绕不绝。优秀教师讲解的课,真的仿佛是一场好电影,一直镌刻在学生的心灵深处,令人难以忘怀。

于老师的作文讲评课,是最令年轻的中学生激动的。当于老师用舒缓而又抑扬顿挫的语言读学生作文,或读学生精彩的片断章节时,被读学生的脸会涨得通红,其他学生屏气凝神,为这位学生的文章喝彩叫好。整个课堂气氛肃静,精美的篇章牵动学生的思绪,叩击学生的心灵。对于那些平时作文不怎么好的同学,于老师善于挑选他们作文中较好的片段进行朗读,剖析这些片段好在哪里,把这些学生写作的热情点燃,从而激励他们的自信心。

有的时候,于老师会一气不断地读一位同学的作文,当于老师读得气喘不过来,脸涨得通红时,学生叫老师停下来,于老师说:“我要忠实于作者原文呀。”那位句读不分的同学由此受到震撼,以后自己改掉陋习。

下课之后,同学会津津有味地把作文本拼起来,比谁的作文红笔圈得多,谁的作文批语写得好。我那个时候追求文章的华美,而不注重文章内容的充实和思想性,于老师的批语是:“文章当如行云流水,明白如纹。”这一句话,使我以后写作文讲求朴实无华,句句言之凿凿、言之有理。

于老师有个绝活,就是能即兴开讲座。那时,报上经常发表精彩华章。我记得起来的有:穆青的《人民的好儿子焦裕禄》、赵朴初的《某公三哭》。往往,上午广播,下午于老师就开讲座。学校大礼堂可坐上千人,不但座位全部坐满,而且门口、过道、窗沿都是或坐或站的学生,黑压压一片。老师慷慨激越的声音,在整个礼堂回响。此情此景,尽管已过去五十年了,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

那时,差不多每周有人来听课,后来发展到每天有人来随堂听课,于老师都是随时让教师推门而进。这些都使我们在心中激起了对于老师更加敬仰、更加热爱的感情。

二、对学生有大爱,胸中揣着一团火 

于老师把教育作为一种事业来做,必然对学生充满热爱,把学生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们班54位学生,没有一位不感受到于老师无私的爱。“文革”之后,我经常去于老师家,更了解了老师是怎样把爱事业与爱学生联系在一起的。我仅就我所了解的举几个例子。

黄某某、梁某某,是我班最穷的两位学生。黄某某是崇明人,家里有八个兄弟姐妹,他是老大。父亲是工人,一个月几十元钱,母亲没有工作,要养活八个子女,家里非常困难。黄某某与我同课桌,经常为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发愁。我常去他家,16平方米的房间里只有两张床,一张桌子,四个板凳,一只米缸,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于老师长期接济他,黄某某把这件事告诉了我,其他人都不知道(于老师当时工资74元,家里还有老人和儿子,生活上也不富裕)。梁某某每年的学费都是于老师交的。书包、铅笔盒、文具都是于老师买的。梁某某语文不好,于老师在他身上花费了很多时间与精力。“文革”中,梁某某造反,说于老师用金钱贿赂他,在我们同学间,都认为梁某某恩将仇报,不可思议,但老师总是说:“他年龄小,不要放在心上。”

于培明、钱建中和我,语文基础好一些,老师组织我们参加语文阅读兴趣小组。经常从图书馆借一些书给我们看,或者自己花钱买些中外名著,赠书给我们。我班袁新怡也喜欢写作,但文章华而不实,老师对他进行了专门的个别辅导。

粉碎“四人帮”后,于老师接了一个班级。班上有四个口吃的学生,老师通过细致的观察和多方面的了解,有针对性地根治了这四位学生的口吃毛病。一位学生口吃,是舌头下面一根筋短了一些,老师积极与家长联系,经手术治疗,这位学生的口吃毛病得到纠正。另一位是独子,因家里娇惯,尽管已长得很大了,家长还常用幼儿的语言与之对话,孩子耳濡目染成习惯。老师就同家长联系,请家长在家里说话时注意语句完整。在学校,于老师一句一句与这位学生对话。第三位学生是小时候学别人口吃,自己也逐渐口吃起来,上课时一站起来讲话就紧张,越紧张就越讲不清。对他,于老师注意用“稳定剂”“安慰剂”,逐步消除他的紧张心理。第四位学生是由于思维比较迟钝,造成了说话结结巴巴。于老师就注意训练她思维的灵敏性,课内课外练,指导她想清楚了再说。思维的敏捷度提高了,口吃的毛病也改掉了。后来四个人在学习上都取得了好成绩。于老师把对事业的真挚感情都倾注在学生身上,以心血浇灌,换来了学生与她心心相印。

还有两个故事,也是很感人的。于老师教73届学生时,班上有一位学生打架,偷窃、贩卖粮票、连家长也“恨死他了”,发狠话“送工读学校算了”。于老师把他留宿在自己家,把家里的钥匙也给了他。有一次我问于老师,“他会偷你家里的东西吗?”老师说:“我把家里的钥匙也给他了,他怎么可能再偷呢?”于老师就这样每晚回家与他推心置腹谈思想、指前途,规范他的行为。后来,这位学生变成一位非常正直善良的人。就在这一年,于老师的儿子得了重病,高烧40度,头上枕着冰袋。医生对于老师说:“你陪陪孩子吧!”于老师想到两个班近百位学生在等着他,对医生说:“你在,我放心。我把孩子托付给你了。”儿子流泪了,他用眼神送走了母亲。老师的心里,也流泪了。

“文革”中,于老师被当做“上海市委修正主义路线的苗子”遭批斗、挨打,受尽了折磨和苦难,她被剃光头发、关进“牛棚”,受到了难以想象的侮辱。在于老师恢复工作时,有人问她:“你受到这么大的屈辱,你还想当老师吗?”于老师动情地说:“如果逝去的岁月可以像飞去的燕子重新归来,青春的年华可以再次度过,那么,我依然选择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教师。”老师还说:“‘文革’中给我们最大的教训是,千万不能搞派性,千万要讲团结。”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也化作我做人的准则,也就是到哪里都坚持团结,不搞派别,要营造和谐团结的氛围。这是老师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财富。

三、老师对我的特别关爱 

在于老师教书育人五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中,上面这样的故事是数不清的。而老师对我的特别关爱,更使我永生难忘。在“文革”中,我家被抄,生活很困难。于老师知道了,专门来看我的母亲。在母亲的心目中,于老师是一位大学问家,我在家里也经常讲于老师的事。当于老师走进简陋的家,站在母亲身边时,母亲激动了好长一段时间。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上了,但接下来就犯难了:当时我还不知道究竟能不能带薪上大学?我们母子俩,相依为命,今后的生活如何着落呢?于老师此时又来到我家,告诉我母亲,一定要让我去读大学,只有读大学才有前途。如果经济上有困难,她会接济的。现在,这件事已过去了三十多年,再回过头来看,读大学与不读大学,真的是人生的分水岭。正是老师的话,使母亲安心了,我也决意去上学,也正是这句话,改变了我人生的命运。

我母亲只念过几年书,但待人接物,知书达理。母亲一辈子没有工作,这样一位极普通的老人,于老师总是放在心上。2002年冬我母亲中风瘫痪了。在养老院待了三年。我每年大年初二去看望老师,于老师总是给我一大堆水果、保健品,说:“替我去看看你的母亲,她老人家是一位非常好的人。”

我在生活中遵循了这样的原则,凡遇到我人生中大的事情,我一定要听取于老师的意见后,才作出我的判断。讲几个故事:

——我在读大学时,还没有女朋友。那时,我是校学生会主席,在中文系和其他系的学生中很有人气。好多同学给我介绍朋友,我都要告诉老师。有时,黄老师、于老师还叫我把女朋友带到她家,让老师当场相面。黄老师有时会幽默地说:“王厥轩交了桃花运了”。

——我爱人要生小孩了,名字怎么起?我又去找老师。黄老师把我们家生孩子看成是一件大事,起了个名字叫“王颖”,取我和我爱人姓名中各一个字。后来,于老师的儿子黄肃生了女儿,黄老师又起名“黄音”。两个孩子的姓名,是音同字不同,我不知道黄老师起名时怀着怎样的情结。

——1981年底,我们正面临毕业分配,班上分成两派。我班薛某某同学在党小组学习时讲了一些话,另一派打小报告到市委,市委派来了工作组,薛某某也被隔离了。我在一个夜晚到于老师家去,把此事原原本本告诉了老师。老师听了后说:“薛某某讲的是小道消息,没有大错。你曾经是校学生会主席,在班上又不参加任何一派,你的话市委工作组一定会重视。你要把这个观点告诉领导,一定要救出薛某某。”今天回忆这件事,在薛某某,可能永远不知道他放出来的原委;在我,懂得了要对一个人的政治生命负责。

——2005年5月,当时语文教材事件刚过去,市教委在调整教委直属单位的职能时,曾想把“市教委教研室”改名为“上海市教研室”。我痛苦极了,但又讲不清楚道理。我又请于老师帮我分析。于老师以非常清晰的思路分析了这件事,我根据老师的主要论点写了一份呈报材料,从晚上10点一直写到半夜2点,一气呵成。这份报告立论高屋建瓴,言词恳切,又以理服人,很有气势与激情。后来,这个话题不了了之。

我把于老师当作自己的恩师与母亲,老师也把我当作最值得信赖的学生与朋友。这方面故事也很多:

——大约在1979年的时候,我刚读大学二年级,去建平中学见习一周。有一位女中学生写信给《光明日报》,说自己写不好作文,为此很苦恼。报社把信转给了于老师,于老师又把信给了我,叫我先写。我白天听课,晚上在学生宿舍里写稿,整整写了五个晚上。我把稿子交给老师。一天晚上于老师叫我去她那儿,一看稿子,全是红笔字。老师给我讲了一个小时,说了为什么这样改的道理。这篇题目为《苦战能过关,只要肯登攀》的七千多字的文章在《光明日报》刊登,给了七元钱稿酬(当时稿酬制度刚恢复)。于老师一定要把稿酬给我,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拿到稿酬。

——于老师成名后,那个时候被各家出版社“逼”得很急。编辑住在旅馆,于老师写完一章,编辑来拿一章,半个月拿走一部书稿。于老师曾经萌发让我替她写些稿子,口授了好几章,让我记录下来,但由于我笔力不济,表达的意思与老师的理念、思想相差一大截,再加上文笔相去甚远,这件事最终没有做下来。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于老师担任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副主任,市里曾想让她当专职委员,这样就是副局级了。当此事在走程序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于老师去市人大开会,站岗的门卫拦住她,非要老师出示证件,老师再三说明也无济于事。这个门卫以衣着取人,在老师心里引起强烈反感。老师对我说,“我还是想当一名普通的教师”。应当怎样对待名利、职责、权利?我从老师身上懂得了做人的道理。

四、课程改革的先锋战士 

我是2001年初到市教研室报到的。在我该不该去市教研室的问题上,老局长姚庄行和于老师都是反对的。她俩的意见几乎一致:“你在教科院普教所干得很好,市教研室很复杂,每个教研员都很有本事,你人老实,能管(理)得下来吗?”后来我还是去了。市教研室作为上海二期课改的一个执行单位,这么多年来,我真切地体会到,哪怕在反对二期课改的声音占上风的时候,于老师都是坚定的“维护派”,她是始终不渝在课改战线上冲锋陷阵的一名先锋战士。这方面的故事很多。

——2001年6月,上海二期课改的各学科新教材进入招投标阶段。那时中标的各学科教材往往出现两段现象,即一部分给了上师大,另一部分给了华师大。于老师当时就指出:“不要把一整套教材分给两家做,这样会变成大家都不承担责任;而且两家互不通气,会有损教材质量。”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于老师的话是很正确的。

——2002年春季的新昌会议,是一场非常激烈的有关二期课改未来发展走向的辩论会议。面对各种各样的意见,于老师明确表态:“我是二期课改维护派。上海的教育非改不可,只有改革才有出路。上海二期课改有缺点,有不足,可以改,但不能否定,更不能大加鞭挞。”始终不渝地支持课改,是于老师一贯的信念。

——在上海从小学一年级至高中三年级的语文教材中,于老师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最初,高中语文教材的编写指导思想不够明确,于老师旗帜鲜明地指出:基础教育的教材是给学生打基础的,什么作品能读,什么作品不能读,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套教材的主编王铁仙是一位非常好的老人,他曾担任华师大副校长,也是这一领域的大权威。他从善如流,汲取了于老师的意见,对教材进行了修改。经过将近七八年的不断改动,高中语文教材越改越好,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

在初中语文教材的编写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一些问题。有一次,于老师打完点滴,给编写人员一口气讲了三个小时,她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和专业素养,说服了各位编写人员。团结就是力量,现在上海的初中语文教材,也是一套非常好的教材。

上海小学语文教材前后作了三四次大的改动,最初,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有84篇课文,后来改到64篇课文,现在改到40多篇课文。在整个过程,于老师做了千辛万苦的说服工作,用“呕心沥血”来形容,绝不为过。

上海从小学到高中的语文教材,于老师是审查人员,于老师常对我说,她常常是一篇篇改,有时连标点符号都改。

每当我听到于老师这样说的时候,内心非常矛盾:一方面,把上海语文教材的定夺,压在一位80岁老人身上,而且是自己的恩师,实在于心不忍;另一方面,上海的语文教材,包括语文课程标准,正是有了于老师的“定音棰”和“顶梁柱”,才能达到目前这样的高度,没有于老师,上海的语文教材不可能拿到全国去比,也绝对达不到目前这样高的水平。

——在“两纲”教育的实施,特别在语文学科教学与“两纲”教育融合这一方面,于老师是作出突出贡献的。

2004年6月22日,时任市科教党委副书记翁铁慧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传达了市委副书记殷一璀同志的一个想法,即德育的针对性、有效性问题长期以来一直不能很好地解决,关键是缺少对载体的研究,我们一直重视德育的课外活动,而对于怎样使每堂课都把学科知识与情感、态度、价值观融合起来缺少研究。当市教研室在做学科教学与“两纲”教育融合这一课题时,于老师敏锐地感觉到,这项工程意义非常重大,是上海二期课改的新亮点。于老师提出由上海市教师学研究会领一个课题,在语文学科教学与“两纲”教育的融合上先试一步。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于老师带领教师学研究会的许多专家,一个区县一个区县去听课、评课、作报告。从中发现了许多年青教师,为他们搭建平台。于老师与教师学研究会的专家同市教研室的语文教研员一起,举办了三四次全市性的教学展示会。还与浙江、江苏、安徽三省的优秀教师一起,召开了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的语文教学交流活动。这些教学展示活动,在上海,在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起到了播种机、宣传队的作用。

——于老师把语文学科教学与“两纲”融合作为对“青语会”成员的要求。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经过近四五年的实践探索,上海市教师学研究会出了两本书:《传承、撒播、弘扬》、《让生命飞扬》。青语会会长,市教研室教研员谭轶斌也出了一本非常有质量的书《语文阅读田野研究》。“青语会”发展到400多位成员,成为上海课改战线一支富有朝气、生气和很有战斗力的研究队伍。在学科教学融合“两纲”中,语文学科是发展最快、最出成果的一门学科。语文学科德育实训基地,也是最出思想、最出人才的研究基地。所有这一切,于老师功不可没。在学科教学融合“两纲”中,于老师是一面旗帜,一位领军人物,没有于老师的指导及其到第一线探索实践、研究,上海语文教学与“两纲”融合达不到这样的高度。

近年来,老师的年龄一年一年上去了,由于压在老师身上的担子实在太重,老师的身体也一年不如一年了。有时我打电话给老师,老师不在,黄老师接了电话。黄老师说:“王厥轩,你放放于老师吧。她毕竟已经80岁了,不是28岁。”在电话中听到这位我非常敬仰的老人这样的话语,我边听边流泪了。有时,我和于老师一起开会,老师在我耳边说:“厥轩,我年纪大了,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课改。你要把课改的事情做好啊。”

做于老师的学生,已经五十几年了。许多热爱于老师的校长、教师,常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你的心目中,于老师是怎样一个人?我想了想,说:于老师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又极具独立的人格。对事业,她锲而不舍地追求;她有敏锐的思想与洞察力,又能恰到好处、有分寸地表达出来;她学识渊博,富有修养,又为人低调,是谦谦君子;她念及他人很多,唯独对自己想头很少;她一生胸襟坦白,磊落光明。唯有兼具如此品格的人,才能做出一番大事业。黄老师在评价于家五兄妹时,把三位部级干部、局部干部看低了,而把于老师与作为两院院士的小弟相提并论,称之为大师,说明黄老师是大学者,真君子,对妻子太了解了。

于老师于我,是亦师亦母,是同志,也是战友。环顾周围的许多人,兼具这样关系的师生,真的少之又少。